iyi 而市民社会也时常介入政治，通过各种途径影响政府的决策意向等。
这一基本特质也贯穿至今，要知道现代社会将契约自由视为一种公民基本权利，就是为强调并维护契约双方协商的自愿性。[⑤] （二）契约之原则：以义立约 立约包含两个层面契约的订立：一个是指根据既有的制度规范来立约（例如各领域法律法规的制定），这种立约行为本身需要遵守某种更根本的契约，最终是以原始契约的订立为前提。
当然，儒家的智或知其实分两种：一种是认知性的‘知即理智、知识，处于正义原则（义）与制度规范（礼）之间。当然，契约也常作为复合词使用，有时用作约契，其中约为动词，指约定。[7]（P146） 2、汉语约字释义 约字本义是绳索，义符为纟，指细丝，有缠束作用，因此表示缠束、环束，《说文》曰：约，缠束也。他指出本源生活中的道德共识就是作为基础伦理观念的义，事实上，这也正是原始契约订立的根本原则。[⑧] 正是由于双方是按契据规定来兑现承诺，所以契约之信具有两个面向：其一，由于契约条款本身是一种外在的约束，且具有法律强制力，所以契约之信并不是全靠双方的道德自觉来兑现承诺的。
此外，根据《春秋》、《左传》等典籍的记载，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之间订立的政治和军事盟约已有200多次，所谓君子屡盟[29]。注曰：取予市物之券也，其券之象书两札，刻其侧。其中, 文化异质化是一种个性化或多元化趋势, 它代表着文化的丰富性、多样性和特殊性。
②进而言之, 在经济全球化的基础上, 随着人类文化交流的不断深入, 打破各民族文化隔绝性的世界文学逐渐形成, 综合世界各民族文化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人类共同价值就具备了形成的条件。文化相对论这种非西方中心论的观点代表了落后民族的文化诉求, 所以很自然地与落后民族和后发展国家产生了亲和力, 以致成为落后民族和后发展国家保护本土文化、应对当代全球化的防御策略和基本的文化逻辑。人类命运共同体要建立一种世界各民族的平等相待、互商互谅、公道正义、共建共享、开放创新、包容互惠、和而不同、兼收并蓄、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关系。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借当代全球化之机, 力图把自己的文化模式、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普遍化, 同化与自己不同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民族文化, 这是一种文化同质化倾向;与此相反, 在全球化浪潮中, 广大后发展国家的民族文化深切感受到一种来自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强势文化的压力, 于是纷纷强调本民族文化的个性, 以其个性价值与西方强势文化的普遍化相抗衡, 具有一种文化异质化倾向。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 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 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天地。②建立在航海、陆路交通以及后来的航空业基础上的世界市场, 使资本到处流动, 打破了区域性和民族性的封闭状态, 这就是经济全球化。
结语 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世界历史理论以及揭示出的世界历史趋势, 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奠定了理论前提。由于西方国家率先开始了现代化运动, 对后发展国家具有典范意义, 广大后发展国家纷纷开始了所谓追赶式的现代化运动;于是现代化似乎就是逐步的西方化, 普世价值的内涵亦逐渐被界定在西方价值上。其三, 总体性全球化时期。文化普遍论根源于西方中心论。
通过这些考察, 他们发现原始民族的某些价值标准和道德评价与欧洲文化的通常标准和价值原则完全不同, 甚至截然相反。在上述意义上,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 使得这种普遍性维度有了具体体现和表征方式。人类命运共同体本质上是社会主义的, 我们可以在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以及其他著作中, 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中找到一些相似的表述。当代全球化初期, 其主要矛盾总体上可以理解为后发展国家与发达国家、东方与西方的相互作用中的本质性矛盾。
其中, 对西方中心论给予最有力论证的是文化人类学中的进化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作为西方社会内部的批判力量, 从各种维度批判了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 揭示了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非人本性。
可见,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要在人、自然、社会和谐共生的关系中, 在平等公正的国际环境中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 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 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
因此, 在当代全球化初期那种西方国家要求文化同质化和后发展国家和民族要求文化异质化的对抗性逻辑中, 西方价值由于其自身的非兼容性, 以及在后发展国家的异质化趋向的消解作用, 其所谓普世性已经成为一种名副其实的特殊性, 普世价值仅仅成为一种特殊价值。但是, 世界历史运动是历史的必然, 是符合规律的历史过程。殖民主义扩张虽然携带着资本的扩张, 但是, 毕竟政治与军事扩张才是全球化的主要动力。在这种意义上, 人类命运共同体又是世界各国、各民族发展的共同理想。总体性全球化的推动力已经不是经济一维的, 而是双重维度的:即经济的和文化的。需要着重强调指出的是, 普世价值与共同价值是截然不同的。
由于减排问题涉及后发展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 所以, 后发展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形成了尖锐的矛盾。但是, 由于它来源于文化人类学家对原始民族的观察, 而且具有消解西方中心论的作用, 所以, 文化相对论与落后国家和民族具有天然的亲和力。
在这一共同体中, 要把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社会的关系统一起来加以考量, 把人与自然关系的危机同时视为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危机。所以,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 意味着当代全球化即总体性全球化的过渡期已然完成, 意味着全球化实现了新的转向。
在之后的西方主流意识中, 全球化就是西方化观念逐渐根深蒂固, 西方国家自然而然地认为世界其他地区的国家和民族应当遵从西方标准。7 文化人类学的文化进化论学派提出, 文化的进化分为特殊进化和普遍进化, 特殊进化即形成所谓特化向度。
当前, 有一种理解认为, 文化全球化就是指西方文化 (包括其价值观念、思想和意识形态) 的全球普及, 把文化全球化视为西方的文化殖民。在以《增长的极限》为题的罗马俱乐部的一系列报告中, 便揭明了具有根本性的全球问题, 如地球资源的有限性以及对资源的破坏, 包括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的破坏、大气碳排放等。这就揭示了资本主义普世价值的虚假性或虚幻性。①正是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特色概念蕴涵着改革、开放和创新的品质, 中国道路才拥有了普遍性的文化基因, 具有向普遍性敞开的可能性和内驱力。
当代全球化是一种深层的总体性全球化。在这种意义上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 无论是在人类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中都具有重大意义。
在以唯物史观为基础创立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中, 马克思恩格斯论述了世界历史亦即全球化理论。无疑, 对于许多国家来说, 发展需求即发展价值都是最重要的价值, 它是人类永恒的主题。
普世价值概念原指世界各民族公认的普遍价值。2011年, 《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首次提出命运共同体概念;2012年,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正式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在当前形势下对马克思恩格斯世界历史思想的创造性发展, 是历史唯物主义时代化的典范, 是当代全球化运动的时代精髓。但作为特殊性, 它在产生之初就是一种具有一定防御性意义的概念———换言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针对国际共产主义普遍性平台不再存在之后提出来的特殊性理论。在他们看来, 西方文化能够更成功地实现与自然的能量交换, 更成功地建立社会组织, 从而更成功地适应多种环境;具有这种功能的文化理所当然地应成为进化的顶端, 并相较于各种低端文化具有明显的优势地位, 较高文化对较低文化形态具有支配和取代的倾向, 这种支配优势在于它比较低文化更有效开发更大范围的能量资源, 更不受环境控制。这一原则超越了当代全球化初期的对立冲突、互相消解的逻辑, 同时也为当代全球化进入一种积极的建设性逻辑轨道开辟了美好前景。
但是, 这种现代化运动很快就显示出种种弊端。多年来, 我们努力发展本国的文化软实力, 文化软实力概念主要反映的是国际间文化价值观念及其实现手段的交流、竞争和比较;它的提出, 意味着在全球化过程中, 文化的力量越来越成为主要力量。
换言之, 全球化就是西方化, 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 世界各个民族和国家都必须经历与遵循西方模式。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 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
伴随着欧洲各国的勃兴, 大规模的殖民主义扩张也随之展开。在此意义上可以说,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丰富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和实践, 使西方物质主义的现代化和全球化运动发生了根本转换, 即由以生存价值为关联基础到生存价值与发展价值的统一。
